法眼宗

法眼文益的禅教思想

字号+ 作者:佛文化网 来源:未知 2015-04-12 19:47 我要评论( )

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蒋义斌 中华佛学学报 第13期 页431-456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

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系教授 蒋义斌
中华佛学学报
第13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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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要
法眼宗是禅宗最晚成立的宗派,它的成立回应了禅宗所面临的新挑战。禅宗在五代渐成为佛教的主流,但也更加世俗化。法眼文益的师承中,玄沙师备行“头陀行”重视清修,他并且是位“抱本参禅”的典范,玄沙师备的禅法和临济系的禅法,有相当的不同。
法眼文益由罗汉桂琛处,掌握到玄沙师备禅法的特色,并建立新的典范。《宗门十规论》最能彰显法眼文益禅法中,对时代的反思。其“禅教合一”思想,明白地说:“苟未经教论难破识情”到头来仍要“枉入轮回”。
《宗门十规论》的论述形式,颇能反映“般若”的反思,《十规论》其实是十篇反思的文章,其中每一论均先提出禅宗的宗旨,然后分析当时禅宗的时弊。文益认为禅宗发展出的不同“宗风”各有其长处,各“宗”间的差异,并不碍于同属禅宗血脉的事实。法眼文益用“学般若人”来称呼参学者,是值得注意的用例,而《宗门十规论》的著述体例,也参考了华严宗的用例。
关键词:1. 法眼文益 2. 玄沙师备 3.《宗门十规论》4. 禅教合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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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前言
南宗禅“一枝开五叶”完成于五代之际,法眼宗是最晚成立的禅派,因此对禅宗已有的资源,有机会作更有效的整合。唐末五代禅宗史的主轴,是湖南石头系禅法的兴起,法眼宗即属此系。
然而法眼宗的兴起,亦有其社会背景。法眼文益的新禅风,即对当时禅学界的内部纷争,有所感发,而禅宗在兴盛的背后,世俗化的结果,也隐伏了许多问题。文益对时代的处方是“禅教一致”,本文即由文益《宗门十规论》来论述其禅教观。
二、法眼文益的时代
法眼文益(885~958)浙江余杭人,七岁时从新定智通院全伟禅师落发, [1]不久即“禀具”於越州开元寺,在他的传记资料中,说他早年对戒律颇为热中,故从学于明州鄮山阿育王寺的律匠希觉法师,颇有心得。[2]《景德传灯录》说他早年除了注重于律外,并“复傍探儒典,游文雅之场”,[3]而希觉,夸赞他是“我门之游、夏”。[4]
希觉律师(864~948 100%'>),[5]以擅长南山律著称,其师承如下:法宝(玄畅,797~875)[6]─慧则(835~948) ─希觉。希觉的律学著作为《增辉录》二十卷,史称“浙之东西,盛行斯录”,[7]吴越世宗(文穆王)曾造千佛伽蓝,礼请希觉为寺主,而“四方学者骋骛而臻”, [8]法眼文益于受教于希觉时,所读的儒典为何,在文益的传记中并未明说。佛教的戒律,是僧侣的基本训练,而早期热中戒律的文益,在习律时并“傍探儒典”,而且得到“律匠”的称赞,是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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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考察慧则、希觉的行履,对文益早期“傍探儒典”的情形,当有所助益。慧则“清苦执持,近苦(古)罕有”,不失为律师的风范。于唐懿宗咸通3年(862)于崇圣寺讲《俱舍论》时,亦讲丧礼,史称他一生曾讲《俱舍论》、丧仪、《论语》各数遍。慧则另一同门师兄弟元表,亦善南山律,“诸郡学人无不趋集”,史称元表为“贞谅之士”,除了专志于律学外,又“兼勤外学,书史方术无不该览”。[9]律师研律,与礼学相近,故慧则讲丧礼,是可以理解的,但慧则多次讲《论语》,元表“书史方术无不该览”,则已说明五代时僧人的训练已不限于佛教的经、律。
希觉为慧则律师弟子中声名最显者,除了擅长佛教戒律外,又“外学偏多”,尤长于《易经》,曾著《会释记》解《易》,并“常为人敷演此经”。[10]法眼文益七岁即落发,他的“外典”训练应来自于希觉。若僧人在出家之前曾习儒业,在出家后仍保有“外典”训练,是可理解的,文益自幼即出家,则他的“外典”训练,相反地是得自于他的佛门老师,但以律师的身分,讲授“外典”,应是晚唐五代时才渐普遍的现象。自幼即出家的文益,在律师处接受“外典”的训练,而博得“我门之游、夏”的称誉,更彰显出,唐末五代僧侣的训练,已与南北朝、隋唐时有所不同。
法宝律师经历唐武宗会昌法难(842~846),法宝曾上表谏止,[11]但不为武宗接受,并被迫还俗,直至武宗崩,宣宗立,法宝才恢复僧籍。 [12]另外,与法眼文益师承有关的雪峰义存,年幼即出家,依庆玄律师,在武宗毁佛时,亦在澄汰之列,宣宗即位,义存才又恢复僧籍,然而从此,义存不再“讲肆”,而“唯访宗师”,义存所继承的禅系是青原行思的禅系,嗣法于德山宣鉴禅师,[13]因义存的影响,德山至宋代禅林有“德山棒,临济喝”之说,德山的传记资料说他青年时“毗尼胜藏靡不精研”,而后才参访宗师,武宗毁佛结束后,德山禅师的“玄徒”常盈五百。[14]可见武宗的毁佛,对佛教的发展有关键性的影响。[15]在法眼卒前三年(即周世宗显德2年),北方的政权又发布毁佛之诏,这次毁佛对佛教的打击虽不及唐武宗的毁佛,但同样也给佛界教一定的压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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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昌法难对佛教而言,是个相当沉痛的打击。佛教在中国的传播,如何与国家政治势力互动,是个非常重要的课题。要得到主政者的信奉,佛教僧人的举止言行,也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再者,戒律威仪亦是佛教僧侣自我整肃、获得社会大众尊敬的要务。若僧人假佛祖之名,行放逸之行,必遭到世俗其他势力的反扑。[16]
会昌法难后的佛教,必须调整与世俗势力的关系,通外典世学,成为必要条件,这或许可以说明,为何唐末五代佛教律师传戒时,又多引“外典”的原因。文益的禅宗师承中多重视戒律,如德山、义存等,另外玄沙师备禅师以清修为务,义存曾称呼他为“备头陀”。[17]义存在唐末五代时,所树立的禅者形像,颇令人耳目一新,因此,由义存门下发展出的云门宗、法眼宗,成为当时最具特色的禅派,而法眼文益一系的禅教观,尤其值得注意。
三、法眼文益的禅学渊源
法眼文益早年参学于希觉律师,受到希觉律师的器重。《景德传灯录》说文益在希觉处“玄机一发,杂务俱捐”,由佛教戒律的行履,激发出参禅印证的雄心,似是大多数雪峰系禅师所共有的经历。[18]因此,文益遂南下福州至长庆慧棱处参禅。[19]慧棱禅师(854~932)为雪峰义存禅师之弟子,义存的禅法盛行于福州,并受到闽王王审知的礼遇, [20]福州成为当时禅学的重镇之一。
《宋高僧传》说文益参与慧棱法会后“已决疑滞”,故与道友相约至湖南参学,此处所说的“已决疑滞”应非悟道之意,而是说他已理会慧棱禅法的旨趣,然而觉得有所不足,因此与道友相约至湖南,参访其他的禅师。途中遇到天雨,溪水上涨,故至西院暂避,因而得以参访罗汉桂琛禅师(867~928),[21]桂琛有意接引文益,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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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开导,文益颇有所获,因此依止桂琛,成为桂琛的法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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